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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购平台注册原标题:华为5G手机开卖供不应求,各大电商一分钟售罄

  参考消息网8月20日报道 境外媒体报道称,华为8月16日在中国发售自身首款5G智能手机“Mate20X 5G”。截至8月15日预约量已经突破100万部,开局良好。在美国制裁导致智能手机销量下滑的背景下,华为在5G领域发起攻势,深耕中国的智能手机需求。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8月18日报道,8月16日,在广州市的华为销售店购买了5G智能手机“Mate20X 5G”的年轻男性顾客表示,“想抢先试试5G,所以换了手机”。华为店内人头攒动,很多顾客前来取网上预约的手机。

  报道称,美国调查公司——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显示,华为4月至6月在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大幅增长27%,增至3630万部,市场份额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达到37%。

  另据台湾《旺报》8月19日报道,大陆消费力惊人,从科技产品的销售可见一斑。以最近开卖的华为5G手机,售价6199元人民币,8月16日在线开售不到1分钟便迅速售罄。随着5G场景的完备,未来买气更值得期待。

  报道称,华为5G版手机在开卖前就已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款手机在各大电商平台的预约已超过100万部,开卖后出现“秒杀”局面。

  不少消费者反映,平台现货太少,5G手机十分难抢。8月16日早上10:08开卖之后,仅用时1分钟左右,包括华为官方商城、京东商城、天猫商城等各个渠道均已显示“无货”。

  在电商平台及华为手机的论坛上,不少消费者也表示,“刚打开页面就看到售空了!这么火爆!”“想尝鲜5G手机,华为的定价不高,所以卖太快了!”不少消费者只好继续预约8月17日的抢购。

  报道介绍,在实体店也是如此,在上海长宁路苏宁易购5G体验店,8月16日一大早就有近百位用户排队准备购买华为5G手机。同样的情况在北京、南京、深圳、无锡、武汉等各大城市同步上演。

  

原标题:质疑执法煽动愁警 港媒揭穿“纵暴派”五大谣言

  海外网8月20日电 应对暴徒暴行时,香港警队始终是社会最坚实的防线,这也令警队成为“纵暴派”造谣抹黑的“眼中钉、肉中刺”。“纵暴派”除了用谎言煽动市民仇警,误导社会公众对警方执法行动的理解,甚至一再质疑警方执法权力,实质是想废掉警方武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记者针对“纵暴派”对警方执法权力的“质疑”,对比事实执法情况,以及香港执业律师、法学博士黄国恩和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傅健慈的专家观点,向公众揭示“纵暴派”及暴徒的主张是如何痴人说梦、不合情理。

  释疑1:警方卧底“不合理”?

  质疑:警方早前派出卧底混入暴徒之中,一举于铜锣湾把较为危险极端的分子拘捕,“纵暴派”立即跳出来质疑警方派卧底的做法“不合理”,又叫嚣警方“手段卑鄙”等。

  事实:卧底做法在警队向来都有,是维护香港社会和平、打击罪案的有效手段。2018年7月,警方就用卧底重击西九龙区的黑帮,破获黑帮武器库及非法赌档,最少拘捕79名男女,包括黑帮“话事人”及骨干成员,还有被利用去收债、“晒马(谈判)”及打斗的青少年及学生。此前2017年4月,警方还派一男一女卧底警员,分别扮嫖客会员和援交女,重挫一个5年赚2000万元港币的援交网站卖淫集团,拘捕了23人。

  专家见解

  黄国恩︰警察有权卧底执法,以缉毒为例,这种执法方式很常见。近日多场冲击中,暴徒的一些行为已接近“恐怖分子”,又组织严密,警方以公开执法方式往往无法取得证据,近距离更易取证。至于有人质疑卧底警员“不出示委任证”,若卧底警员在高度机密的行动中出示委任证,等于直接宣告任务失败,甚至是置自己于危险之中,反而不合理。

  傅健慈︰终审法院在2000年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法律承认利用卧底行动是执法机构用以打击罪行的重要武器之一,特别是在犯罪活动正在进行时采取卧底行动,以及在罪行完成后采取卧底行动,借以取得证据,将罪犯绳之以法。”现在情况严峻,警方往往需要辨认带头冲击者、进行搜证。

  释疑2:警方“滥用武力”?

  质疑:为阻挠警方维持社会秩序,“纵暴派”每当见到警方采取行动驱散暴徒,甚至不得不采用催泪弹的时候,就一再质疑警方“滥用武力”,连驱散行动中挥警棍也批评一番。

  事实:根据警方公开资料,警方在疑犯使用武力时,可使用“高一级”的最低武力,去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例如对方使用刀刃刺向警员,警员就可以开枪制止;当对方主动攻击时,警方可以用胡椒喷剂或者警棍;当对方作致命攻击时,警方可使用枪械。这次多名警员执勤时被打伤至送院,但始终未有开枪,可见警方相当克制。

  专家见解

  黄国恩︰警方开枪或施放催泪弹一般就现场情况及紧急程度判断。而警方的现场指挥官一般会从专业角度判断形势作出抉择。作为普通市民未必能够全然了解现场情况和危险指数,往往难以理解,但若市民对警方的判断有质疑,又或者在此间受到伤害,是可以通过相关机制投诉的。不过,暴徒质疑所谓警方“滥用武力”是不符合逻辑的,他们是始作俑者,若没有暴力示威,警方不可能自找麻烦主动上街“打人”。

  傅健慈︰警方开枪是有明确指引的,例如布袋弹,根据指引,警方不会瞄准头部或上身,警方往往也是看情况是否紧急。如果当时嫌犯的暴力程度是威胁到市民安全,可能造成巨大伤害,又或者直接威胁警员自身安全,施放催泪烟或举枪也是“最后的办法”。

  释疑3:男警不应拘捕女性?

  质疑:近两个月的冲击中,不时见到有女暴徒的身影,更有女嫌犯穿裙子导致被捕时挣扎走光,然后又出现“纵暴派”借机造谣称“警方扯下女示威者内裤”、女被捕者被男警“全裸搜身”,借此质疑男警不应拘捕女性。

  事实:警方向来可拘捕不同的嫌犯和犯罪者,例如扫黄行动中,就常见男警作出拘捕行动,并带不论是卖淫女子或“马夫”(组织者)等嫌犯上车。若规定只能同性别才可作出拘捕,或会令罪犯有机会逃逸。警方早前已强调,警方一向尊重女性权益,并重申在任何拘捕及调查期间,警方一直都有严谨的指引,而搜身程序一定是由相同性别警务人员进行。

  专家见解

  傅健慈︰所有警务人员都有权制服、拘捕任何嫌犯。警队指引要求,应由搜身对象相同性别的警务人员进行搜身,但搜查涉嫌违法者的手袋、背包等其他物品,则没有具体要求执行者的性别。警务人员在执行搜查任务时,一定要小心,避免被人刻意冤枉所谓“非礼”,若无其他人证明,也是百口莫辩。

  黄国恩︰法律并没有规定警方在实施拘捕时只能拘捕与自己同性别的人,但有规定搜身工作应由相同性别的警务人员进行。

  释疑4:警方无权追捕执法?

  图为警方在铜锣湾拘捕了15名核心暴徒(来源:文汇报)

  质疑:近期的暴力冲击中,暴徒生事后四处流窜,部分躲进商场,有人在民居、老人院附近闹事,并质疑警方不应追逐入商场或私人地方,声称警方无权进入执法、要先有手令等。

  事实:香港社会不曾见过警察追歹徒追至商场就停步,否则日后各大商场都会成为罪犯的避难所。在一些金铺抢劫案,警方为了制止罪案,也不会在罪案发生时,所谓先取手令再入金铺查案。警方防止罪案科日前也发信给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引用法例指出警察可以合法进入处所执法,甚至打破物业门窗入内,若妨碍警察执法,属犯法行为,可被判监禁和罚款。

  专家见解

  黄国恩︰基本上公众地方都是警察可以进入的。而私人地方,根据《警队条例》第五十条,如任何警务人员有理由相信任何须予逮捕的人已进入或置身在某处,则居住在该处或管理该处的人该配合警务人员执法;警方也可以在无手令的情况下,进入任何地方。

  傅健慈︰一般公共地方,警察都可以巡逻、执法;机场则确实有禁区不能进入。而《警队条例》第五十条也赋予了警方在私人地方实施拘捕的权力。假设有人在街上抢劫后逃入民居,民居主人应该配合警方执法;若没有获得配合,在情况紧急时,警察有权封住该民居所有出入口;甚至在评估疑犯可能逃走的情况下,破门而入。

    释疑5:截查蒙面人是“无理拘捕”?

  质疑:最近警方执法经常遇到“纵暴派”立法会议员阻碍,质疑警方基于什么法理去截查部分蒙面人,要警方交代对方“犯了什么法”。早前警方拘捕购买10支镭射笔(激光笔)的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时,又被“纵暴派”质疑是无理拘捕。

  事实:如果要百分百定罪才可以截查、问话,警方打击罪案的能力必然会大减。根据香港大学法律及资讯科技研究中心资料,警员可以截停任何形迹可疑的人。除截停及查问外,警员如发现有任何可能会危害到他们的物品,也可以对有关人等进行搜身。当警方有相当理由相信,任何地方已进行、正进行或即将进行非法集会或暴乱,及有人曾使用或可能使用武器,就可以在邻近现场的任何公众地方截停及搜查任何人,以确定该人是否干犯相关罪行。

  专家见解

  黄国恩︰警方看到暴力示威者戴着头盔、手持有伤害性的物件,有合理怀疑是很正常的。根据《警队条例》第五十四条,警员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众地方、或于任何船只或交通工具上,不论日夜任何时间,发现任何人是他合理地怀疑已经或即将或意图干犯任何罪行者,都是有权进行截停、扣留和搜查的。

  傅健慈︰《警队条例》明确规定了“合理怀疑”可以实施截停、扣留和搜查的。以街头疑似抢劫案为例,若有疑似受害者在大街上大叫“打劫”,而警方又确实看到相关疑犯,截停搜查均是正常执法。(海外网 朱惠悦)

  

乐购平台注册原标题:半月内,上海和深圳同时被中央点将,中国两大城市剑指未来

  半月之内,两项重大决策相继出台,影响的不仅是两座城市的命运,更是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战略布局。

  今天,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将正式揭牌成立。

  说到临港新片区,很多人会联想到深圳,不仅因为《总体方案》明确,新片区将“参照经济特区管理”,更是因为这两座中国特大城市,都肩负着面向未来的战略使命。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公布的12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也正式发布。

  半月之内,两项重大决策相继出台,影响的不仅是两座城市的命运,更是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战略布局。

  细读两份中央文件,有心人会注意到——

  开放是两者共同的着力点。

  先行示范区意见中提到,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也提出,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选择国家战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度要求高但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实现新片区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显然,不管是临港和深圳,未来都将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使命。一东一南,上海和深圳,中国两大经济城市几乎同时翻开历史的新篇章,这显然不能归因于巧合。从战略层面上看,这应该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是一次大手笔的沿海互动,而剑锋所指,正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40年后,国内经济谋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深圳特区建设,浦东开发开放,都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取得照耀古今的辉煌成就。今天,两座城市又同时被中央点将,是历史在回响,也是未来在召唤。

    2     

  既然被点将,就要不辱使命。

  如何不负重托,首先必须搞清一个核心命题——

  临港新片区新在哪,未来怎么建?

  犹记得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在28.78平方公里土地上启航,在国人对自由贸易还有些陌生的时候,一系列发轫之举如弦上之箭,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幕。

  如今6年过去,自贸区这支被激活的利箭正以前所未有的冲劲,朝着“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飞驰而去。

  在此以前,上海自贸试验区更多的是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而今后,一个“特”字将成为临港新片区的显著标志。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说:“临港新片区定位‘特殊经济功能区’,自设立之日起便怀着剑指配置全球资源的雄心,肩负着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使命。如何突出‘特殊’二字,如何打造特殊功能,将会是未来建设临港的关键一环。”

  放眼全球,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贸区总是与减税、高度开放、通关优惠等相关联。在《全球贸易促进报告》中排名第一的新加坡自由港自1819年设立起便坚持税收减免政策,目前全球90%以上的货物进出均不需缴纳关税。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聚集了全世界超20%的500强企业,高度开放的政策成就了“总部经济”。纽约自由贸易区里的企业设厂不需要支付任何进出口关税就能实现出口,国际退货、展览商品均无需支付关税,进出口永远不用担心过海关造成延误……这些世界发达经济体均聚焦一方区域,以特殊政策打造开放型经济,从而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几十年前,跨国公司愿意把总部放在物流成本低的地区,而今天的跨国公司更关心一个区域能否发挥总部效应。”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指出,临港新片区的目标是面向世界,吸引跨国总部落户。而这,需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体系,需要有突破现有制度瓶颈的自信和勇气。

  去年,跨国公司沃尔沃建筑设备的中国总部成功将两台挖掘机从韩国的生产工厂运往尼日利亚客户手中,不经过中国口岸,却把结算中心和税收落在了上海自贸区。这是一起离岸贸易的典型案例。但这样的操作,此前在中国无法进行。

  “过去,货物如果不经过国内口岸直接由境外生产商销售给境外客户,海关因看不到货物,不能提供相关进出境单据,造成企业无法在国内开展资金结算。”公司副总裁詹旭说,这使每年高达30亿元的营业额和近10亿元的各种税收不能落地中国。

  通过对标国际,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让企业内生动力充沛不绝,从而打造充满竞争力的开放高地,这正是临港未来的建设路径,也是临港最大的“特殊之处”。

  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还未挂牌,期待的目光便已灼烈。

  8月7日,特斯拉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旗下第一个海外生产基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设顺利,预计将在2019年年底正式投产,微博还配发了一张在临港的超级工厂现场图,自豪感满满。

  同一天,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当天前来办理开业等业务的企业就有90多家,大厅内新设的“临港新片区投资服务咨询台”天天门庭若市,连茶水间都有创业者热火朝天地讨论着新片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8月15日,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位于新片区的分行同时揭牌营业,率先启动自贸区新片区金融服务。

  新片区总体方案公布一周以来,市场彻底被激活。

  世界期待着上海陆地最东南角的这片区域给出前所未有的惊喜,

  但只有重任在肩者,知道这份期许的分量。

  建设临港新片区,需要拿出浦东开发开放初期不畏困难、敢闯敢试、破釜沉舟的拓荒精神和创业气质。曾负责临港新城主城区建设的原临港管委会副主任鲍铁鸣每次回想起新城建设初期的岁月时总是难掩激情。“在临港开发建设的日子里,每天白天连着黑夜地工作,即便环境再艰苦,临港人总是热火朝天、拼劲十足,硬是在这‘潮来一片水,潮去一片泥’的滩涂上一点点建起一座新城。”

  建设临港新片区,不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的“添砖加瓦”,而是瞄准新兴高端产业的“高瞻远瞩”。临港是上海高端制造的“名片”,这里诞生了中国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飞机发动机、首根国产12英寸单晶硅棒、全球最大的大功率柴油机、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升式钻井平台。新片区的蓝图,正是对着未来的全球产业布局、科技发展趋势来绘制的。选择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从定位上就与临港这片土地不谋而合。

  建设临港新片区,上海必须拿出一种真正的全球眼光和前沿意识。“我的一生中经历过两次挂牌,一次是1990年5月3日浦东开发办公室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一次是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在外高桥保税区挂牌。每一次,都让上海与世界更近。”在64岁的外高桥集团原党委书记舒榕斌眼里,当年 “十八勇士”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的日子虽已远去,但始终保持先发效应,始终立足上海、放眼世界的“老开发”精神,会在年轻一代新片区开发者身上延续。

  有人说,建设临港新片区是“再造一个浦东”。

  那么,人们希望“再造”的,一定是一个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浦东”,一个体现先行者战略眼光、改革者历史担当的“浦东”。肩负国家战略,回应市场期待,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临港新片区将续写新的时代传奇。

  。

原标题:云南三个特色小镇被黄牌警告 限期3个月整改

  新京报讯(记者杨亦静)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通报,云南省特色小镇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2018年获云南省财政奖补支持的15个特色小镇进行审查,给予玉溪澄江广龙旅游小镇、沙溪古镇、临沧翁丁葫芦小镇三个小镇黄牌警告,详细指出了小镇各自存在的问题,限期3个月进行整改。通报中称,如整改不到位,将收回奖补资金,退出创建名单,并进行全省通报。

  文件中提到的2018年获云南省财政奖补支持的15个特色小镇,包括弥勒可邑小镇、红河“东风韵”小镇、建水西庄紫陶小镇、弥勒太平湖森林小镇、建水临安古城、红河水乡、玉溪澄江广龙旅游小镇、喜洲古镇、巍山古城、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元阳哈尼梯田小镇、沙溪古镇、屏边滴水苗城、临沧翁丁葫芦小镇,这15个特色小镇各自获云南省财政1.5亿元奖补支持,还授予“云南省示范特色小镇”荣誉称号。

  玉溪澄江广龙旅游小镇:房地产建筑密度过高

  通报指出,玉溪澄江广龙旅游特色小镇,主要问题有四个。

  一是房地产建筑密度过高,绿化率过低。二是内部生态环境打造不充分。小镇紧邻抚仙湖,但是在小镇内部并没有体现出优美的生态环境,内部生态环境建设缺失,小镇湿地片区的土地修复和建设进度缓慢。三是小镇主导文化类型不清晰,存在地方文化拼盘现象,没有核心旅游吸引物。四是建筑风貌设计和一砖一瓦的选材,都缺乏工匠精神,细节打造不够精致。

  沙溪古镇:外立面风貌不协调

  第二个被通报的小镇是沙溪古镇,新京报记者查询了解到,沙溪古镇地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三大旅游区之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名声大的同时,沙溪古镇的问题也不少,通报中主要提出了六大问题。一是,古镇中宣传标识杂乱无序,与古镇风貌不协调。二是古镇内环境卫生管理较差。三是外立面风貌不协调,有部分沿街商铺店面的招牌、匾牌的形式、材质、风格过于现代化,缺乏地方特色文化韵味。四是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不够精细,古镇内安置的管线、光缆及相关设施,缺乏精细化管理。五是云南省给予的奖补资金使用过散,没有聚焦在核心区建设、基础设施提升、智慧化项目建设和风貌整治上。此外,沙溪古镇接入“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的内容还不够完善,未能全面展示出古镇的特色和魅力,智慧化、便捷化、数字化服务功能不足。

  临沧翁丁葫芦小镇:特色文化吸引力不足

  第三个通报的小镇是临沧翁丁葫芦小镇,通报中指出,翁丁村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但是小镇在创建中,无论是建设重点,还是项目、财力、人力的要素都没有放在翁丁老寨上,本末倒置,出发点和方向发生了严重偏差。

  同时,小镇的翁丁老寨中的彩钢瓦、空心砖等现代建筑材料比较突兀,破坏了小镇的原始风貌,房屋加固和修复处理要尽量使用“原始”建筑材料,去伪存“真”,原汁原味展示原始部落的形态。通报要求,小镇要对翁丁老寨的围墙、道路等基础设施和茅草屋的修复改善,要认真研究考证,精细化打造,用心雕琢。此外,临沧翁丁葫芦小镇还缺乏“活化”文化,对佤族民族文化的挖掘、活化、展示还不够,特色文化吸引力不足。

  新京报记者 杨亦静

  

乐购平台注册原标题:若中国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原标题:出新招走老路  美国持续打压华为无异于掩耳盗铃

  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华为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证”再次延长90天,同时表示正在向“实体清单”上增加46家华为子公司。一手打一手拉,可谓软硬兼施。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作出这样的决定,背后的故事令人浮想联翩。我们看到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一系列打压华为的举措并没有使华为倒下,反而让这家科技企业愈挫愈勇。难怪任正非自己都说:“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宣传,全世界人民不会知道华为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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