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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彩在线原标题:若中国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原标题:国务院刚确定了常用药保供稳价措施,李克强今天就来到哈尔滨这家药企

  李克强8月20日来到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药品价格、生产研发以及减税降费是否到位等情况。在制剂车间,总理仔细察看药品生产工艺和流程。4天前,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常用药供应保障和稳定价格的措施,确保群众用药需求和减轻负担。此次来到哈药集团,李克强实地调查了解影响常用药供应和价格的各个环节。总理说,药品属于特殊商品,制药企业既要实现良好经营,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保障基本药物等常用药正常供应。这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也可以为企业未来发展赢得更大市场。医疗健康关乎每个人,这一行业前景无限,希望你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确保药品的质量、疗效和安全,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

  

华夏彩在线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8月20日09时08分在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北纬30.36度,东经94.87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7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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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再获90天临时牌照 华为如何走出“毒圈”?

  8月19日晚间,据美国CNBC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宣布,美国政府将对华为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延长90天,允许这家中国公司从美国公司购买供应品,以便为现有客户提供服务。

  今年5月16日,华为及其64家子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列入“实体清单”,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供应商被禁止与华为的部分业务往来,其后美国商务部在5月20日宣布对华为的禁令延期90天,直至8月19日才正式生效。

  “在继续敦促消费者远离华为的产品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防止一切干扰。”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表示,“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在工作,以确保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出口都不会违反‘实体清单’或临时通用许可证的条款。”

  虽然再次获得90天延期,但对于华为来说,只要不被移出“实体清单”,影响将一直持续。7月在接受美国《雅虎财经》(YahooFinance)采访时,任正非透露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5年之内在实体清单内不撤销华为。

  华为没办法等5年。因此在过去的90天里,这家全球第二大的手机厂商作出了多项部署,包括将自研芯片从“备胎”全部转正,并发布自研操作系统“鸿蒙”。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任正非表示“如果美国封锁,不让谷歌提供安卓系统给我们的话,世界上出现第三种系统,对美国称霸世界也是不利的”。

  “增加了一个‘小兄弟’,‘小兄弟’说不定要比‘老大哥’干劲大。如果‘小兄弟’跑到‘老大哥’前面去,这是有一定风险的。”任正非说。

  禁令之下影响几何?

  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发布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最终规则”显示,华为可以在90天内继续运营现有的网络和设备,亦允许美国企业对华为现有手机提供支持,同时华为可以进行网络安全研究和漏洞公开,并对5G标准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参与。

  因此在华为获得90天临时许可后,谷歌表示“保持手机更新和安全是每位手机用户的基本权益,临时许可证允许我们在接下来的90天内继续为现有型号提供软件更新和安全补丁。”

  由于安卓是开源系统,实际上很难禁止手机厂商使用安卓,但风险在于华为无法及时获得谷歌的安全更新支持,可能无法保证手机的系统安全。据外媒报道,谷歌在今年6月就曾以“安全风险”为由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希望可以解除禁令。

  华为消费者BG软件部总裁王成录在开发者大会期间表示,大多数的关键安全补丁在AOSP(AndroidOpen-SourceProject,Android开放源代码项目)中都是可用的,即便被禁,华为也能够访问开源库,并根据需要依靠自己的开发团队,创建自己的安全补丁。

  除了谷歌的安卓系统外,Facebook也受到禁令的影响,其于6月初已经宣布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热门应用将不再预装到华为的手机中,但用户依然可以自行下载使用。

  按照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的说法,原本华为今年有望取代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厂商,但受禁令影响,今年只能做到第二。

  在海外市场,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受到较大影响。全球研究机构Canalys欧洲第二季度智能手机报告显示,华为第二季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同比减少约4%,出货量下降超过150万台,同比下降16%,而三星、小米的市场份额则同比上升。

  不过华为的智能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已经恢复到80%,而且据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运营商KDDI和软银日前已经宣布将重新发售华为手机“P30Lite”系列。KDDI表示,公司已确认华为产品的安全更新,并且谷歌将继续提供服务,因此决定恢复发售。今年5月,日本三大运营商NTTdocomo、KDDI和软银计划发售华为P30Lite系列,但因为担心美国制裁导致手机无法更新谷歌程序而暂停发售。

  90天自救行动

  在过去的90天里,华为全面提速,将多年来的准备工作派上用场。

  在禁令颁布第二天,华为旗下的半导体公司海思随即走到前台,海思总裁何庭波以内部信的形式宣布,之前为公司的生存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这里的“备胎”,是指海思打造的一系列芯片。从2004年成立至今,海思已成功研发出用于手机终端的麒麟芯片、用于鲲鹏、用于AI领域的Ascend(升腾)芯片,以及用于连接的基站芯片天罡、终端芯片巴龙等。

  目前在智能手机上,华为已全面采用麒麟芯片,能够保证手机业务上不惧怕“断奶”的风险。从性能上看,海思芯片的实力也向三星、高通靠近,2018年8月华为发布采用7纳米工艺的麒麟980芯片,性能不亚于半年后高通发布的骁龙855。

  但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每年仍大量进口芯片,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进口替代。根据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的报告显示,华为是去年全球第三大芯片买方,总支出达211.3亿美元,同比增长45%,仅次于三星电子和苹果。

  除了芯片,华为还发布自研操作系统“鸿蒙”。距离“实体清单”生效还有10天时间,华为在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公布鸿蒙系统,以防范安卓系统停供的风险。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透露,实际上鸿蒙系统原定于明年春季发布,但美国的制裁和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鸿蒙发布的进程。

  作为国内又一次自研操作系统试水,鸿蒙被华为和国内的开发者高度重视,它不仅是为了预防安卓停止服务,更重要的是华为希望借此争夺物联网时代的高点——鸿蒙系统拥有分布式OS架构、确定时延引擎和高性能IPC技术等新特性,让开发者实现一端开发、多端部署。

  为了加速鸿蒙系统的应用生态建设,华为决定将鸿蒙向全球开发者开源,并推动成立开源基金会,建立开源社区。

  “生态漏洞”影响今年营收

  对于5月20日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对华为的禁令延期90天,任正非表示“90天对我们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研究已经不需要90天”。他认为,其实90天的临时许可对华为的打击范围增大而非缩小,因为列入“实体清单”后,打击华为的只是不能供应元器件或技术等,但临时许可把本来不需要许可的一些标准组织活动也囊括进去,对很多标准组织造成了困扰,“所以‘90天’不是对我们宽容了,而是对我们打击更厉害了。”

  事实上,即使临时许可未能获得延期,华为仍有能力自主发展业务。在8月9日举行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余承东强调华为在芯片上已经没任何漏洞,公司愿意用美国芯片,但如果美国不供应也没有影响。

  他表示,目前华为最主要是“生态漏洞”,“我们一直坚持选择使用windows和安卓生态,支持现有全球的标准,一旦用不了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系统和生态投入使用。”

  但禁令对华为的影响依然存在。今年年初华为预计全年能实现销售计划1350亿美元,但早前任正非将目标下降3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左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这是“一种极端的估计”,“可能由于我们的努力,会缩小(收入)下滑的比例”。

  消费者业务是目前华为最重要的营收支柱,今年上半年占总营收比例达55%,受禁令影响,华为上半年实现营收4013亿元人民币(约合570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净利润率为8.7%,与2018年相比略高。

  任正非表示,“补洞”和切换版本,对华为今年的经营业绩会有一定影响,预计到2021年公司会恢复增长。

  大事记

  5月16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其子公司纳入“实体清单”(EntityList)。

  5月17日 华为旗下半导体公司海思CEO何庭波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宣布,海思自研的芯片全部“转正”。

  5月20日 美国商务部实施90天的暂时性全面授权,允许华为购买部分美国产品。

  6月29日 中美贸易战后第二次“习特会”在日本大阪上演。会谈后特朗普召开记者会,称他已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继续销售产品。

  7月12日 华为董事长梁华表示,华为在手机产品中依然把安卓等开放的生态系统作为首选。

  7月30日 华为发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华为董事长梁华称主力产品基本没有影响,华为的供应链连续性管理和供应多元化的策略,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8月9日 华为在2019开发者大会上发布鸿蒙OS,并宣布向全球开源。

  8月20日凌晨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禁令再延期90天。

  

华夏彩在线原标题:如何破解蔡英文“捡到的两把枪”将是韩国瑜2020胜选关键

  中国台湾网8月20日讯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针对当前台湾地区2020大选形势,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巫永平日前在“第二十八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新的论述,破解现在的困境?去年底“九合一”选举,韩国瑜能够在高雄大胜,有选民对蔡英文执政失望这个基础,但是如果没有韩国瑜自己的努力,这些失望也不会转化成选票。韩国瑜的成功在于把问题形象化了,他提出高雄“又老又穷”,用一些形象6化的东西去推销他的理念。

  但在2020大选议题上,蔡英文至少捡到了“两把枪”。巫永平指出,一把是年初大陆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到后来的香港事件,让蔡英文捡到了所谓“台湾主权”的枪;另一把是特美国总统朗普通过贸易战改变全球化的逻辑,让蔡英文捡到了经济方面的枪。

  韩国瑜能不能建构出一个形象化的东西破解蔡英文维护“主权”的长处、经济的长处,而且能够体现国民党的特色,是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

  巫永平表示,都说“蔡英文捡到了枪”,她到底是捡到了真枪还是塑料枪?他指出,蔡英文至少有“两把枪”:年初大陆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到后来的香港事件,是一把枪。所谓“台湾主权”的这把枪,对蔡英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原来国民党的优势就是有能力维护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稳定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就能得到保障。蔡英文现在给了台湾部分选民带来某种希望,就是台湾和对岸对抗,也能够维护“主权”。

  巫永平认为,另外一把枪是经济方面的。过去的普遍观点一直认为,台湾过去二十年,经济没有大的变化、工资没有提高,这不是谁执政的问题,而是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角色很难改变。

  但现在特朗普通过政治的行为、人为的行为在改变全球化,中美贸易战就是他改变全球化的方式,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变化中。中美贸易战导致一些跨国公司迁出中国大陆,甚至包括一些大陆企业也在转移,这不完全是全球化的问题,也是成本的问题。中美贸易战还导致了今年台商回流投资数量增加。蔡英文就一直用这一点告诉台湾老百姓,她的执政是有效果的。特朗普通过贸易战改变全球化的逻辑,是蔡英文捡到的另一把枪,她现在正在利用这个因素。有能力维持经济增长是原来国民党最擅长的事情,现在蔡英文说她也可以,通过“南向政策”、降低和大陆的关系来维持经济增长。  

  巫永平指出,这是在过去几个月导致台湾选情变化的两个明显因素。这两个因素可以持续下去吗?能给蔡英文提供弹药吗?现在还不知道,还有很多未来可变的因素。

  “这两个国民党原来的强项,现在都被蔡英文接过去了,国民党拿什么去破解这些?”巫永平表示,国民党可以维护台海稳定,但现在蔡英文说不需要维护台海稳定,通过和大陆对抗,就可以维护“台湾主权”;国民党有经济管理能力,现在全球化逻辑改变了,不仅台商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考虑到台湾投资,这对蔡英文是有利的。

  巫永平说,韩国瑜现在要代表国民党参选,能不能建构出一个形象化的东西破解蔡英文维护“主权”的长处、经济的长处,而且能够体现国民党的特色?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能构建出来,就不太担心未来出现的各种各样意外的情况;如果构建不出来,情况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原标题:西方为什么“黑”中国?英国专家的这番分析很独到……

  香港这场骚乱让我们看到了打着“民主”幌子搅乱香港的废青,看到了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也看到了幕后操盘的美国势力。

  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然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偏见却并未因此消减。

  西方为何一直抵触中国?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从根源上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这要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说起。

  来听听克里·布朗在今年6月举办的“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国际论坛”上所作的精彩演讲:

  克里·布朗首先做了一个预测,不久的将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头衔将会易主: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dern history, the world will have as its largest economy, some time soon, a country that does not subscribe to the same set of values as those of the other closest large economies。

  在不久的将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头衔将会易主,而这个新崛起的国家不会遵从其他几个大国的意识形态,这在现代史上还是头一次。

  说的就是中国。

  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被大多数西方国家所理解。

  China‘s uniqu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an idea espousedby any other of the world’s top ten economies。 They mostly belong to a differentpolitical terrain。

  中国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为世界其它九大经济体所推崇。那些国家大多归属于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而线索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当中。

  克里·布朗解释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为中国量身定做”的“高度本土化”社会制度。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espoke to China。 It may have ingredients and elements that are unique to it, but it is underpinned andcircumscribed by a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that is distinctiv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它也许包含一些独有的成分和元素,但它同样也受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知识背景的支撑与限制。

  克里·布朗观察到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解放思想”,积极学习西方产业模式,同时化为己用,将其充分本土化。

  What we see today therefore is a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tical model which is highly indigenous。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模式都是高度本土化的。

  indigenous /?n‘d?d??n?s/:本土的

  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到世界第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种高度本土化的模式就显得尤其“不合群”和“特立独行”。

  克里·布朗从西方思维的角度分析了他们为什么抵触中国的体制:

  For western mindsets, who are keen on orderliness, and universal principles, and who like the neatness of absolute standards that are unrelated to localities, this attribute to China is hard to handle – it, after all, resists such thinking。

  西方思维推崇秩序、通用准则,热衷于整齐划一无关地域的绝对标准,他们很难接受中国的这一特质,毕竟中国多年来一直抗拒这种思维。

  中国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

  克里·布朗认为,与西方思维相比,东方思维更加变通、包容(flexible and accommodating),在几千年里练就了包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的能力。

  Chinese traditions of thinking has an ability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and often radically divergent ideas and principles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um as Dao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hen more modern worldviews have emerg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world。 

  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练就了包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和原则的能力,从古代的儒释道三教争锋,到如今更加现代的世界观,从中国文化和语言世界中涌现的思潮数不胜数。

  而西方文化则惯于将知识巩固和系统化。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have had a habit to consolidate, systemise, and aim for coherence and completeness。

  相比之下,西方学界的传统则是将万物巩固和系统化,力求连贯性和完整性。

  克里·布朗认同这是西方思想的一大优势,但也指出其有必要了解和接纳其“系统”之外的其他文化。

  中西文化都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伟大文化,两者应当和谐共处,而不是一争高下,谋求主导权。

  Perhaps in post modernity, there are now opportunities for a “liberation of thinking” where the West and the East can finally engage in a fruitful dialogue where they are able to balance with each other, rather than for either to aim for dominance。 

  在后现代时期,也许存在着一个新的“解放思想”的机会,能够促使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最终实现双方的平衡,而非各自谋求主导。

  他指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太不够,相反,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了解西方文化上则做得好得多。

  On the whole, China, and of course other Asian countries, have done far better at acquiring at least some knowledge about the Western world view。 This situation now needs to be rectified。 

  总体来说,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了解西方世界观这件事上做得好得多,这种情况亟待纠正。

  现在,是西方国家认真了解中国的时候了。

  It‘s my submission that one of the most urgent tasks for Europe and America now is to address this lack of fundamental knowledge abou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so that at least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manage and work with rather than operating on assumptions。

  我认为对欧洲和美国来说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弥补对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了解不足,这样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尝试与什么合作,而非在假想的基础上做事。

  来源: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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