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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计划手机版登陆原标题:境外媒体:中方敦促美立即取消售台战机

  参考消息网8月20日报道 境外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日证实,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80亿美元的F-16V战机,还称这将带来“很多钱和很多工作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拟售台F-16V战机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

  正告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9日报道,耿爽回应称:“中方近来多次就美拟售台F-16V战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要再次强调,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耿爽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发言人指出,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8月19日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售台F-16V战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19日晚间回应表示,美方应立即取消有关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马晓光说,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

  他称:“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马晓光还说,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不惜充当美“马前卒”,向美缴纳高额“保护费”,最终只能成为“弃子”,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此外据德新社8月1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日证实他已批准向台湾出售F-16V战机,称此举尚需国会批准。

  他说:“他们会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使用它。”他强调,这笔交易价值80亿美元,有助于美国的就业,“这是一大笔钱,是一大批就业机会”。

  报道称,美国将向台湾出售66架战机。这笔军售可能会激怒中国,加剧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图谋遏华破坏地区稳定

  据香港亚洲时报在线8月19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已通知美国国会,打算向台湾提供66架F-16V战机。

  这些飞机是自1992年老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A/B战机以来,美方售台的首批新战机。这标志着美国在该地区某种意义重大的战略调整。

  这一转变始于早些时候作出的、将台湾144架较老旧的F-16战机升级至F-16V的决定,这一项目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2023年完成。虽然较老的F-16没有F-16V的强力引擎和其他空气动力方面的改进,但两者将共享相同的电子设备,尤其是与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F-35兼容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另据台湾《自由时报》8月19日报道,台军向美方采购66架F-16V战机,虽未透露新机计划部署地点,但有军事专家认为,空军在台湾西岸的基地已趋于饱和,考量隐蔽性与战略位置,台湾东岸基地将是理想地点。

  专家表示,考量台湾西岸基地容纳量已趋于饱和,新购的F-16V战机部署在东岸为佳。报道扬言,台湾东岸基地有石子山掩蔽,对于大陆的远海长训,甚至在台湾东部外海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作战演训,都能“有效因应”。

  台当局为私利毁民众福祉

  据《澳门日报》8月19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将推进向台湾出售总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机军售案。该宗军售案若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并落实,将是近年美对台最大宗军售案,亦是两个月来第二宗美对台军售案,无疑将为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冲击。

  就在上月8日,美国防务安全合作局才宣布批准总值约22亿美元的两项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108辆M1A2坦克与相关设备,以及250枚“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与相关设备。蔡英文当局短期内接二连三向美大举军购,公费助选显而易见。

  报道称,去年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施政失败,蔡英文民望探底。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即,面对强敌环伺,争取连任的蔡英文花巨资向美军购,其向美国交“保护费”换取美国升级其“过境”待遇以营造“外交”成果,以及支持其争取连任的丑恶用心,不言而喻。

  更甚者,蔡英文当局不惜牺牲2300万台湾同胞的利益,绑架台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购武总值不断加码,进攻性不断升级,推动区内军备竞赛,从中取利。

  连同这次80亿美元战机军购案,蔡英文当局上台三年多以来,已先后五次公开向美国采购军备,总值达到124.7亿美元。在台湾民众为经济增长“保二”而苦苦挣扎之际,蔡当局接二连三地对美巨额军购,大幅增加军费,有如拿着民众的救命钱给“主子”,势将损害经济,伤民福祉。蔡当局为争取连任,穷兵黩武,将台湾民众的安全作为其政治赌注的陪葬品。

  另据台湾《旺报》8月19日报道,美国学者戈迪温提醒:“台湾应该尽最大可能远离中美争端的漩涡,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台湾恰恰做着相反的事情,这一点是错误的。”

  蔡英文选择增加美国角色在选举中的分量,这也是民进党的基本政治操作,因为在他们看来,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可在政治上加分。蔡英文希望借由与美国的关系赢得选举。

  戈迪温表示,支持台湾是美国国会表达对华态度的一种方式,国会中有人支持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是这同一批人,想利用台湾来对抗中国大陆。然而,台湾本身并不会从中美冲突中获益。

  “在台湾,有人认为中美关系越差,对台湾则越好。”但戈迪温提醒,“这个观点错了,因为历史证明,中美关系越差,只会使得局势更加复杂,更遑论台湾能从中获益”。

  

原标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2019年8月20日)

  新京报快讯 据人社部20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陈思源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来源:人社部

  

神圣计划手机版登陆原标题:曹双明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空军原司令员曹双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曹双明是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人,1946年参军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通讯员、警卫员、副排长、分队长、政工员等职,参加了西渡黄河、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干事、学员、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曹双明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七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他1956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0年晋升为少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空军上将军衔,曾荣获解放奖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

原标题:若中国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神圣计划手机版登陆原标题:内地活猪暂停供港3天,港瘦肉价格猛涨近每斤100港元

  据香港东网18日报道,深圳清水河活猪中转站日前发现有活猪疑似感染非洲猪瘟,中转站须关闭及消毒,导致内地活猪暂停供港3天,至今日(18日)恢复应市,预计猪价进一步飙升。

  有猪肉档贩感叹,即使内地活猪恢复供港,但数量极少,仍然要出售“天价猪”,瘦肉每斤接近100港元,情况如同赶客,估计猪价到明年开始才可以回复正常。

  猪肉档贩余先生表示,这几天只购入本地猪出售,虽然生意额没受到非洲猪瘟影响,但由于成本上升,因此经营也变得困难,以前香港一日宰杀4000多只猪,现在只宰杀一千多只,且持续每担猪肉4000多港元,难以减价销售。他预料猪价较高的情况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审慎估计明年开始才会回落。

  香港市民朱女士直言,现在活猪这么贵,看到有人买一斤猪肉需180港元,十分不划算,因此改吃冷冻猪肉。她表示,感觉现在猪价被炒得很贵,即使恢复内地活猪供应也不见有减价迹象,自己已经放弃吃鲜猪肉。

  香港市民梁女士表示,以前购买4人分量的猪肉只需40港元,现在却需要70多港元,“基本上我要花100港币用来买猪肉”。她提到,不少人都会购买冷冻猪肉代替鲜猪肉,但“味道差一点点”,即使这样冷冻猪肉也不便宜,她见过每斤排骨售价接近70港元,小市民难以负担。

  

原标题:受金钱美色诱惑,让反对派也难堪…香港大搞破坏的“勇武派”到底是个啥货色?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范凌志 赵觉珵]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付国豪13日于机场遭示威者禁锢、殴打,警方19日于青衣拘捕一名23岁姓毕女子,因其涉嫌非法禁锢及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香港媒体透露,该被捕女子为绰号“占旺女村长”的毕慧芬。之所以有此绰号,是因为毕慧芬曾在2016年正月初二的“旺角暴乱”中被控参与暴乱。2019年7月10日,毕慧芬到玛嘉烈医院索取医生证明以参加绝食行动被拒,情绪激动下拳打女保安员脸颊,并拒绝向到场警察出示身份证,因此被控“普通袭击罪”及“抗拒警务人员罪”。

  另一名近日被警方控制的暴徒赖云龙曾在13日举着美国国旗反复用旗杆追打躺在担架上的付国豪,19日,赖云龙在香港的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其申请保释被拒。

  讽刺的是,毕慧芬、赖云龙之流的暴力成性到了反对派口中,有了一个听上去很“燃”的名字:“勇武”,“勇武”在汉语中的原意是“勇猛威武”,《汉书·平帝纪》中就有“举勇武有节,明兵法”的表述。然而,“勇武”这个词在香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却完全违背了其原义,执着于诉诸暴力、借集会游行大搞破坏的示威者将自己封为“勇武派”,到底什么是“勇武派”?他们企图得到什么?《环球时报》记者在两个月来香港发生的多次游行中对其做了近距离观察。

  全副武装只为诉诸暴力

  一种说法是,“勇武”是被“港独”势力称为“国师”的陈云最早提出的,他曾公开宣称“要用仇恨才可以快速动员教育程度低下及社会的边缘人士加入政治行动。”眼下香港暴力行为中的急先锋,似乎个个都符合他的要求。

  全身黑衣、黄头盔、防毒面罩、护目镜、尖头伞加登山杖,配上亢奋的嚎叫,这是所谓“勇武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像,全副武装的他们目的只有一个:暴力。尽管香港夏天天气炎热,但一些“勇武派”还会佩戴保护肘部、膝盖和躯干的护具,有些人怕被“下黑手”,还会用防刺材料包裹腹部。用透明塑胶袋缠绕手臂也是他们的惯例,因为一旦挨了辣椒水,手臂很容易火辣难忍。

  他们几乎每次都窜在游行队伍最前边,完全无视警方事先允许的游行路线,一旦抵达其袭击目的地就开始毁坏摄像头、投掷杂物并恐吓引起其怀疑的路人。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警察到来前,“勇武派”可以熟练地拆卸下人行道的栅栏,并将它们三个一组绑成三角形路障,还会将竹竿穿过多个垃圾桶摆在路中间作为路障,然后撑起雨伞或游泳浮板与警方对峙,并不断挑衅,在己方力量占优时,“勇武派”会更加嚣张,他们会向警察投掷砖头、铁棍等物,甚至围攻落单的警察。在多次警方“清场”后,《环球时报》记者都能看到人行道上的砖头已被掘出,准备用来向警方投掷。在暴动现场,成群的“勇武派”看上去黑压压一片,邪气十足,给人一种明显的压抑感。

  全国政协委员、港专校长陈卓禧1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所有卷入香港近期局势的年轻人中,“勇武派”是最极端、最激进的一部分,他们是整个暴力行为中的最核心人物。

  鱼龙混杂的“勇武派”

  7月21日晚近12点,《环球时报》记者从西铁元朗站搭乘地铁返回酒店,当时乘客很少,一名全身黑衣的“勇武派”匆忙进入车厢,并找了个人少的角落脱下黑衣,换上一件红色t恤,除去头盔和口罩的他瞬间变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阳光少年”,从年纪和装束来看,他很有可能是一名学生。

  虽然学生在香港连日的暴力事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勇武派”的构成仍然显示出鱼龙混杂的特点。曾参加7月28日上环暴动的廖颂贤拥有一个常人羡慕的职业:国泰航空飞行员,如今,被称为“暴力机师”的他已被国泰航空解雇。而“占旺女村长”毕慧芬则涉嫌于2018年11月22日,在深水埗丽阁邨丽兰楼地下的华润万家生活超市内,偷窃一盒“太古”红糖,价值7.6港元。

  “勇武”的价格:金钱、美色和美西方迷梦

  下场往往是被警方驱离或拘捕,抑或被雇主开除,“勇武派”到底图什么?有善于煽动暴力的港媒为其找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答案:“勇武前线以生命自由献身革命,‘和理非’以道德高地做社会运动。”事实真是如此吗?

  “以生命自由献身”的说法,往往在一次次的警方“清场”中被戳破,《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在警方动手前气焰嚣张,但“勇武派”往往在警方列队推进时一击即溃,丢盔弃甲,来不及逃跑的“勇武派”在被警方抓获后,几乎全都变得无比温顺。

  通过暴力行为赚酬劳,是广泛流传的最常见动因。《环球时报》记者在激进示威者聚集的“连登”论坛上,曾看到一则帖子写道:“600元出场费,会有口罩……3000元,女仔向前行,要推撞。”虽然该文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多家港媒消息称,“黑衣人”的背景大部分为年轻人,财雄势大的“金主”只接受热血青年,最好有学生身份,“金主”会支付前线“勇武派”。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赖云龙很有可能就是被金钱诱惑。

  11日晚在尖沙咀的暴乱中,一名女示威者被硬物击中面部,右眼眼球爆裂,有消息称,受伤女子是反对派幕后金主黎智英的得力助手,担任财务组工作,负责派钱给参与暴力冲击的暴徒,有港媒曾拍到她派钱的照片。“说出来可能会觉得荒唐,很多‘废青’寄希望于参加暴动来吸引女孩。”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些“金主”会收拢年轻漂亮的女孩,这些女孩则负责招揽和控制“热血青年”,在荷尔蒙驱使下,“他们往往对女孩言听计从”。

  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些有案底、前途无望的“勇武派”则选择孤注一掷,妄图“干一票大的”,寄希望能成为第二个黄之锋、罗冠聪,被美西方相中。头脑简单的他们,对这条路深信不疑。

  “勇武派”已让反对派同伴难堪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曾声称“港人可以‘勇武’,亦可以‘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连日来“勇武派”所展露的攻击性,不仅让香港市民感到愤怒,其行为也让反对派同伴感到尴尬。

  其实,早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期间,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已经与“勇武派”在路线与方法上产生重大分歧,“勇武派”当时痛斥“和理非”一事无成,遂发动一连串行动和冲击,独立于反对派的统一指挥之外。在此次的“反修例”导致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中,“勇武派”与“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也一直龃龉不断,18日反对派在维多利亚公园组织的示威中,大批激进人士涌出维园向位于中环的特区政府总部进发。在反对派的社交媒体群组中,不断有人发消息呼吁“不要冲击政府,尽早回家去。”

  当晚仍有大批激进示威者聚集在警察总署及政府总部门前持续喊口号挑衅并以激光照射办公大楼。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不割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等口号渐渐充斥每一次示威行动。这些口号的出现显得欲盖弥彰,正说明了反对派内部已经产生严重的分歧。

  与以往不同,18日,反对派煽动的游行最后并未演变成严重的暴力事件,对于这种变化,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评一针见血:“‘勇武派’变成‘和理非’,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发现了勇武的代价和后果。道理我们可以重复讲、不断讲,但不守法的,包括年轻人,就要拘捕、检控、监禁,法律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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